安禄山找了一个借口——清君侧,诛杀杨国忠,以此作为起兵造反的理由。
造反之后,安禄山并没有仿效当年唐高祖李渊采取的策略:先攻打太原,然后渡过黄河直接夺取长安。相反,他选择了一条更为稳妥的路线:从河北向南进军,首先攻占东都洛阳,接着再进攻长安。
那么,为什么说这个方案对安禄山而言是一种保险的选择呢?
原因在于,尽管安禄山兼任河东节度使一职,但实际上,他无法调动河东地区的边军。
而且,山西相对于河北具有地势上的优势,处于高处俯瞰的位置。从山西发动对河北的攻击相对容易,而反过来则比较困难。
如果安禄山一开始就决定攻打河东地区,并企图在夺取该地后再向关中进军,那么他极有可能会在早期阶段陷入激烈而艰难的战斗之中,从而丧失掉先发制人的战略优势。
与拥有强大兵力的河东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时的河北和河南地区并未驻扎精锐之师,可以说是毫无防备的状态。
因此,对安禄山来说,从河北向南进发,率先攻克河南,占领洛阳,然后再攻下长安,显然是最为安全可行的策略。
从后来事情的演变来看,安禄山的这个计划确实是一个相当稳健的方案。叛军长驱直入,势如破竹,沿着路线南下,几乎没有遭遇什么有效的抵抗,轻而易举地渡过了黄河。
在叛军以雷霆万钧之势横扫河北之际,张明转世的李隆基又在做些什么呢?
起初,面对源源不断从河北传来的军报,李隆基竟然表现得无动于衷,他固执地认为这些都是那些讨厌安禄山的人编造出来的谎言,目的就是为了诬陷安禄山。他根本无法接受安禄山会起兵反叛这个事实。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奏报如雪花般纷纷扬扬飘来,每一份都在向李隆基证明着同一个事实——安禄山确实造反了!这一次,李隆基再也无法自欺欺人,他不得不痛苦地承认,自己最信任的臣子竟然背叛了自己。
眼看着局势愈发危急,唐玄宗心急如焚,立即召集杨国忠等一众朝臣前来商议对策。可是,在这场至关重要的御前会议上,那群平日里口若悬河的大臣们此刻却突然变得哑口无言,他们面面相觑,谁也拿不出一个切实可行的主意来。整个朝堂陷入了一片死寂之中,只有玄宗焦虑的呼吸声在空气中回荡。
事实上,并不是众人想不出办法来,而是应对之策显而易见——派遣一员猛将率领精锐部队前往洛阳抗击叛军即可。
然而,问题在于当时的中央军队已然形同虚设。将领们几乎没有作战经验,士兵们更是一群只能充当仪仗队的无用之人。让这样的军队去抵抗叛军?简直是天方夜谭!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正因如此,众人才会束手无策。
瞌睡来了送了枕头,当李隆基焦头烂额之时,安西节度使封常清恰好入京觐见并主动请求出征,成功地解决了无人统率军队平定叛乱的难题。
然而,唐军整体兵员素质低落这个棘手难题,并不是封常清可以在短时间内迎刃而解的。这就如同,一头猛虎率领着一群绵羊,怎么可能战胜另一头猛虎统率的狼群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封常清抵达前线不久,便遭遇叛军重创,一败涂地。紧接着,洛阳也不幸沦陷。
在洛阳沦陷的同一时刻,叛军以惊人的速度和力量迅速攻占了陈留、荥阳等多个重要城市。而此时距离安史之乱的爆发仅仅过去了短短一个月而已。
当前线传来战败的消息时,朝廷上下一片哗然,满朝文武都震惊不已,唐玄宗更是惊恐万状。
这场战败如同雪崩一般势不可挡,如果继续这样下去,必将导致军队士气低落,最终兵败如山倒,大唐王朝也将面临巨大危险!
为了鼓舞唐军的士气,唐玄宗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方面他下达诏书,将责任归咎于封常清,并将其贬谪为平民,派遣到驻守陕州的高仙芝麾下效力;另一方面,他又郑重宣告天下,自己即将亲自出征,前往陕州前线监督战事。
李隆基刚刚在长安表明了自己的态度,高仙芝就在封常清的劝说下,毫不犹豫地放弃了陕州,率领军队向西撤退,一路直退到了潼关。
实际上,如果从客观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我们不难发现,叛军多数都是骑兵,他们中的许多人都经历过无数次战斗,如狼似虎,可以说是身经百战的老兵。相比之下,高仙芝所率领的部队大多数是步兵,而且其中大部分士兵都是新招募的普通百姓。在这种双方兵源素质存在巨大差距、装备也有所不同的情况下,高仙芝选择退守潼关,避免与叛军进行野战,无疑是最为明智的决策。
然而,对于高仙芝来说非常明智的举动,在唐玄宗眼中却是完全无法接受的。
这个时候的李隆基,最为害怕的事情莫过于战败后的士气低落,甚至一败涂地,因为这会严重损害他英明神武的形象、对于张明转世的李隆基来说不允许失败。没有想到,高仙芝竟然直接放弃防守陕州。可想而知,如果这件事传扬开来,将会产生多么恶劣的影响!这不就相当于直接打了玄宗的脸吗?
因此,玄宗对于此事的态度是异常愤怒!盛怒之下,他立即下达旨意给监军太监边令诚,命令边令诚在潼关前线处决高仙芝和封常清二人。
在处决了高仙芝、封常清之后,玄宗为了稳定军心,紧接着又颁布了一道圣旨,再度强调自己将亲自出征,要亲手铲除安禄山这个乱臣贼子!
然而,此刻前线已无统兵之大将可用。
难道要让年逾古稀的唐玄宗亲自统领大军与叛军交战吗?答案自然是否定的。
且不说唐玄宗的脑力难以胜任,单是他那衰老的身躯也无法承受如此劳顿。
于是,当玄宗第二次表明自己要御驾亲征时,满朝文武都将目光聚焦到了当时赋闲于长安的河西、陇右节度使哥舒翰身上。
听说皇帝有可能要征召自己,哥舒翰心里一沉:这哪是什么美差啊?分明就是个送死的活计!于是他毫不犹豫地坚决推辞,表示自己无法胜任这个任务。
玄宗听到哥舒翰竟然不肯接下这个重任,心中不禁有些不满:哼,难道你个老家伙真的打算让朕亲自出征不成?
为了让哥舒翰立刻出马挂帅出征,唐玄宗想出一个办法——派杨国忠前去劝说。杨国忠虽然心有不愿,但也不敢违抗圣命,只得硬着头皮前往。
经过众人苦口婆心地劝说,哥舒翰终于勉强答应了下来。然而,在出征之前,他还是提出了一个条件:那就是关于前线战事的一切决策,都必须由自己做主,玄宗和朝廷不得干涉。
玄宗急于让哥舒翰尽快出征平叛,当下便满口答应了下来。
就这样,时间来到了公元 755 年底。此时的哥舒翰已经年老体衰,甚至连走路都有些困难。但即便如此,他还是带着从河西、陇右调回来的八万唐军,艰难地赶赴潼关,与高仙芝留下的十万唐军会合。此后,他们凭借潼关天险,与十几万叛军展开了一场长达半年之久的对峙。
在哥舒翰与叛军主力对峙期间,安禄山的后院竟然起火了!这一切都是因为安禄山之前的进展实在太快,河北地区的许多州县都还未来得及派自己的心腹去接管。于是,当叛军主力南下之后,许多河北州县的官员们便纷纷重新打起了大唐的旗帜,表示要效忠于朝廷。
其中最为着名的要数书法家颜真卿了。当时,他担任着平原太守一职,与他的堂兄颜杲卿一起,先是假意投降了安禄山,但等叛军主力离开后,他们立刻毫不犹豫地宣布起义。他们巧妙地利用了这个时机,成功地骗过了安禄山的耳目。
随着时间的推移,颜真卿得到了周边州县官员们的拥护,并被推举为河北反安唐军的盟主。在他的领导下,这支反安唐军迅速发展壮大,人数最多的时候甚至达到了惊人的二十万之众!而此时此刻,安禄山所能真正掌控的地盘,仅仅局限于范阳、卢龙、密云、渔阳、汲郡以及邺城这几个地方而已。局势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本占据优势的安禄山如今陷入了被动之中。
甚至就连安禄山的大本营范阳,也曾经由于军心严重动摇而出现过士兵们打算起义投靠唐朝的情况。
鉴于当前严峻的局势对他自己非常不利,安禄山不得不决定暂时停止对潼关的进攻,首先要集中精力解决军队内部人心惶惶、士气低落的问题。
那么究竟应该如何解决这个棘手的难题呢?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安禄山上演了一出称帝的戏码。
时间来到公元 756 年的正月初一,安禄山在洛阳正式称帝。
称帝以后,安禄山派遣史思明返回河北地区,负责围剿后方发生的“叛乱”。
史思明率领部队回到河北之后,最初进展得相当顺利,成功地镇压了起义军,并使得他们偃旗息鼓。就在这段时间里,颜杲卿不幸被叛军生擒捕获。随后,他的全家老小都被押送至洛阳并遭到处决。颜真卿得知这个悲惨的消息后,为了悼念颜杲卿的儿子颜春明,特意撰写了一篇传颂千古的《祭侄文稿》。
然而,好景不长,朔方节度使郭子仪率领朔方军自灵武出征,沿着黄河北岸长驱直入,接连攻克静边军、云中、马邑等要隘,成功开辟了通向安禄山老巢范阳的道路。
不仅如此,郭子仪还向玄宗皇帝引荐了李光弼。玄宗随即任命李光弼为河东节度副使,并调拨一万名朔方军交由他指挥,以抗衡史思明所部。
随着郭子仪和李光弼的加入,战局瞬间发生逆转,形势开始朝着对唐朝有利的方向倾斜。
时间来到公元 756 年五月,此时安禄山的叛军主力正与郭子仪在潼关对峙。而史思明则在河北被郭子仪和李光弼打得毫无还手之力,几近崩溃。
与此同时,安禄山派遣攻打颍川、南阳、雍丘等地的叛军,也纷纷遭遇唐军挫败。
此时从大环境来讲,安禄山已经被唐军团团包围,叛军的士气跌到了谷底。
安禄山甚至一度想弃守洛阳,率领大军返回范阳,再择机行事。
就在安禄山已经陷入绝境,安史之乱本应该就这样落幕的时候。长安那边,李隆基给安禄山送了一份大礼。
正当郭子仪、李光弼、颜真卿等人把安禄山后方搅得稀巴烂时,唐朝的中央,以杨国忠为首的贵族势力,和以哥舒翰为首的军阀势力却在内耗。
在这场内斗中,张明转世的李隆基担心会逼反哥舒翰,便多次迁就哥舒翰。毕竟现在能用的将才不多,大唐帝国的安危需要靠他们守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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