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
整座羊城还沉浸在新年的余味当中，老广们赏花灯、吃汤圆、舞狮舞龙，各色活动喜庆连连。
对于杨守安来说，这更是一个期盼已久的日子，只要顺利把手上这最后一批订单发走，他便可以坐上开往上海的火车，去赴女孩的约。
“你昨天是不是没下过班？小伙子要注意身体啊，别仗着年纪轻一直熬夜，等你到了我这年纪就知道苦喽。”
张叔一如既往地来了个大早，招呼完值夜班的车工们下楼吃早饭，随后便看到杨守安还在成衣打包区忙活。
“张叔，早上好，哈哈，没事，反正我也睡不着，这批货都验收检查过了，待会等装完箱就能发走，到时候我把单子拿给你签字啊。”
杨守安的脸上带着些许倦容，但言语间却有掩不住的笑意，他自从加入老雷这家制衣厂后，便将大山儿女特有的勤劳展现得淋漓尽致。
从来不去计较自己的工时，只要厂子需要，就会主动加班加点，手脚麻利，脑子也好使，不管是缝纫还是裁剪，大烫还是尾处，都能很快学会上手，并且在操作过程中举一反三，甚至时不时还能给张叔提出不少富有建设性的优化意见。
为人处世这块更不用说，整个制衣厂从上到下就没人说不好的，尤其是那些上了年纪的女工，个个都对杨守安和阿四这两个小伙子赞不绝口。
作为管理者的张叔自然也不例外，这次等杨守安从上海回来，他就打算分一部分市场销售的活过去，毕竟这么能干的年轻人，如果只是待在车间里缝衣服，那属实是太暴殄天物了。
“对了，阿四咋样了？这都已经三天了吧，发烧不能硬抗啊，还得去医院看看，挂个水一下就能好。”
张叔的关心让杨守安想起来租屋里还躺着个“生死未卜”的家伙，阿四从前几天去天河体育场看了中国男足对阵的巴西的比赛，回来后就开始高烧不退。
每天晚上在那咳得撕心裂肺，吃了感冒药也不见好转，已经请了整整三天的假了。
“这二货，花那么多钱找黄牛买的票，结果九十分钟看了个寂寞，两帮人在那踢默契球，最后0∶0，回来还要生一场病，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杨守安嘴上把自己兄弟贬得一无是处，但心里还是盘算好待会下了工就要带阿四去一趟村里的卫生所。
他知道发烧这事情可大可小，以前云阳村就有一个寡妇，高烧不退，死撑着不肯吃药，最后变成了重度肺炎，瘦得皮包骨头，没过多久人就没了。
大山里的人平均寿命不高，最主要的原因其实并非医疗条件的匮乏，从九十年代开始，国家就会定期派遣大城市大医院的医生进入偏远地区提供医疗援助，除此之外像巫山县这样的还会有专项的财政拨款，用来建造医院和培养人才队伍。
真正让村民们难以逃脱疾病魔爪的其实是科学知识的普及程度不够。
像杨守安他母亲这样的悲剧绝非个案，很多峡江沿岸的老人时至今日还在靠着千奇百怪的土法来治病，有没有效果说白了纯靠病人运气，有时候还会加重症状，最后甚至出现无法挽回的局面。
想起这些个往事，杨守安更加坚定了要赶快带阿四去看病的念头，手上的动作不自觉地又快了几分，可门外突然传来的嘈杂声却吸引了他的注意。
走进来的是几个穿着“奇怪”的人，他们个个都被深蓝色的防护服包裹得严严实实，厚重的白色口罩遮住大半张面容，透过狭长的宽体护目镜才能看清双眼。
这群人“有备而来”，目标明确，直接找到了张叔，掏出一份名单开始问话，他们声音嗡嗡的，但落在杨守安的耳朵里却格外清晰。
“这个人是你们厂子的员工吧，他现在在哪里，我们怀疑他很有可能已经感染了一种新型病毒，没错，必须马上转移到医院进行检查，还有从现在开始，你们所有三天内和他有过接触的人都要接受隔离观察。”
不仅是杨守安有些发懵，车间里的其他工人也都面面相觑。
“密切接触者”、“感染”、“隔离”……
这些个词语拆来都认识，但合在一起代表着什么意思，在场的却无一人明白，只能看着张叔在那小鸡啄米似地不断点头。
“等等，你们说的是阿四吗？他怎么了？不就是感冒发烧吗？至于要带走吗？转移的话又是要到哪里去呢？现在到底是怎么个情况？你们不能一句话不说就抓人啊！”
总算回过神来的杨守安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这架势分明就和他前几天看的一部外国电影里演得一模一样，什么致命病毒席卷全世界，感染者无药可救，只能等死之类的情节。
一想到阿四很有可能像电影里那样，被扔到狭小密闭的房间里，和其他感染病毒的患者一起“痛苦哀嚎”，杨守安就是发了急，一个箭步就跑到了领头者的面前，连珠炮式的“质问”气势汹汹，让一旁的张叔都吓了一大跳，赶紧拽住他的胳膊将其拉开。
“请你冷静一点，具体的情况待会我的同事会来给大家做详细说明，但现在当务之急是把你的朋友送到医院去，我要强调的是，这不是普通的感冒发烧，这是一种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如果不及时治疗，很有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只是这么一句话，就让原本梗直了脖子想要“拼命”的杨守安立马偃旗息鼓，他对“传染病”太过“熟悉”了，这三个字几乎贯穿了他整个悲惨的童年。
“天呐，传染病？那我们不会有事情吧？”
“是啊，我住的房间就在安子他们隔壁，那天晚上好像还碰到过阿四，完了完了，医生，快把我也带去医院检查吧。”
“年前我就听佛山那的亲戚提起过，说是那边有人吃野味染上的病，要不了几天人就不行了，没想到竟然传到了广州，哎哟，老天保佑，我上有老下有小的，可不能死在这里啊。”
车间里的人群议论纷纷，但杨守安现在没心思关注别人在说什么，穿上简易的防护服，带上厚厚的白色口罩，他便带着人飞速赶到了五楼的租屋。
由于太过紧张，杨守安手都在不停地打颤，好几次都没能把钥匙插进门锁孔洞，最后还是一个随行的警察看不下去，替他完成了开门的动作。
早就做好准备的医生们鱼贯而入，七手八脚地把躺在床上的阿四抬到了早就准备好的担架上，然后快速从杨守安的面前经过。
此时的阿四已经烧迷糊了，脸涨得通红，双眼紧闭在那无意识地哼哼唧唧，那样子让杨守安心里一紧，他恨不得扇自己两巴掌，每天都睡在一个屋子里，竟然会对如此严重的病情一无所知。
“好了，放心吧，你朋友会被送到第一附属医院，那里有钟院士坐镇，他可是我们国家传染病的权威，就算阎王要人命，院士也能给你抢回来，好好在这隔离，一切听指挥，我们肯定能够战胜病毒的。”
原先领头的那医生拍了拍杨守安的肩膀，防护服和口罩遮挡了面容，但布满血丝的双眼和脸上清晰可见的勒痕都说明他已经很久很久没有休息过了。
一个阿四就已经让制衣厂差点陷入了“恐慌”，可和这些医生们所要面对的危险比起来不过是九牛一毛。
他们也是人，也有自己的家庭，也会害怕。
但在危难之际，当初穿上白衣时候的誓言会支撑着他们的信念，然后坚定而又无畏地站在羊城百姓的身前。
任你病毒再如何凶猛，我等也必死战不退。
随着闪烁着红蓝灯光的救护车渐渐远去，所有这些天与阿四有过直接或者间接接触的人员正式进入了隔离观察的状态。
涉及的范围包括二楼、三楼的打板厂和制衣厂，还有四楼和五楼的绝大部分出租屋，倒是慕慧娴的花店恰好春节歇业，她本人在正月初十以后也没有接触过阿四，所以并未划入“接触者”的行列。
中国人在大灾大难前坚决服从指挥的基因是刻在骨子里的，在短暂的茫然无措后，无论是厂子的员工，还是租屋的租客们都很快就接受了短暂失去“自由”的事实，且井然有序地服从着一条条指令。
大家互相帮衬，安抚彼此的情绪，适时地提出生活上的需求，“隔离区”内临时的规则被迅速建立起来，而所有人都在自觉遵守。
这与杨守安所看的那部电影恰恰截然相反，没有“自暴自弃”，更没有“人性阴暗的宣泄”，有的只是对强大社会制度体系无条件的信任，以及人与人之间最真挚的善良。
因为原来的屋子已经被封锁，制衣厂的职工宿舍又没有多余的床位，作为“重点观察对象”的杨守安只能被迫单独住到了张叔的办公室里，所幸平日里张叔就经常以厂为家，所以各种生活设施倒也不缺。
躺在沙发上的杨守安看着天花板发着呆，他原本还在惦记着阿四的情况，可突然间却惊坐起身。
“完了，把明天要去上海的事情给忘了，要赶紧和清茹说啊，不然她在火车站等不到我一定会着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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