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王连此时仍作战于前线战场,分身乏术,无法及时返回京城。

    因此,在这次刘禅接见朝廷新任命的外地官员时,名单之中并没有他。

    刘禅特意选择在温暖舒适的暖阁内,召集了上郡太守魏平、河内太守张表等,此外还有十余名即将走马上任的新任县令与县长。

    这些官员们即将背上行囊,远离长安,踏上旅途,奔赴黄河以北地区,肩负起为朝廷治理地方事务的重任。

    在离别前夕,按照惯例,他们需要进入皇宫,与皇帝陛下进行一次亲切友好的会晤交流。

    这一举措正是由刘禅大力倡导并积极推行的朝见、朝辞制度。

    尽管宋朝的整体表现不尽人意,但不可否认的是,其在制度建设方面相较于之前的朝代而言,确实有着诸多独具匠心的创新之处。

    所谓“朝见”,既包括臣子向皇帝行拜见之礼,以表达对君主的尊敬与忠诚。

    同时也涵盖了天子在朝堂之上亲自接见诸位臣子,共商国是的情形。

    而“朝辞”,顾名思义,则是指那些即将远赴他乡赴任的大臣们,在临行之前专程入宫,向帝王恭敬地叩头拜别的礼节。

    这种传统礼仪不仅彰显了君臣之间的尊卑有序,更体现出统治者对于外放官员的重视与关怀之情。

    这种请安告辞看似微不足道、无足轻重的礼节,实际上在加强中央集权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作用不容小觑。

    东汉时期,州、郡、县级政府的那些位高权重的一把手们,他们的任免大权皆虽然仍在朝廷手中。

    但每一次的任命或罢免都是京城向外下派诏书,天使去上门找这些人。

    中央朝廷对这些地方大佬没有人身约束力,进一步导致了中央朝廷对于广袤疆土上的各个地方势力的掌控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如今刘禅主政,他决心通过一系列巧妙且有力的手段来强化中央集权。

    自然而然地,这一礼节性的环节也没有被他放过。

    每当有地方官员前来觐见并参与会晤时,皇帝刘禅都会亲切地与之交流,将自己对他们的殷切期盼和厚望告知对方。

    通过这种面对面促膝长谈的方式,不仅能够有效地拉近皇帝与地方官员之间原本可能存在的距离。

    更能让刘禅进一步深入了解这些官员真正的能力水平以及性格特点等诸多方面。

    如此一来,从精神层面上实现了对他们更为紧密的控制,使得这些地方官员对皇帝的忠诚度得以提升。

    诚然,作为一国之君,要频繁地与众多地方官员进行这样深入细致的互动,着实会令皇帝本人感到些许疲惫。

    不过,只要成功地笼络住这一个个关键人物的心,那就等同于间接地笼络了其所管辖地区一方百姓的民心。

    非常符合降本增效的原则。

    其次,面见天子对于地方官员而言,无疑是一件极具影响力之事。

    当他们踏入宫廷、亲睹天子龙颜之时,内心深处自然而然地会涌起敬畏之情,同时对这难得的殊荣满怀感激。

    他们将会以更加勤恳廉洁之态履行自身职责,积极地将统治者的意志转化为实际行动加以贯彻落实。

    如此这般,中央政权在地方的统治便能进一步得以稳固加强。

    站在外任官员们的立场来看,“朝见”与“朝辞”不仅仅只是一种形式化的礼仪流程,更是难能可贵的面圣契机。

    在此期间,他们能够突破重重权力障碍,径直向天子禀报工作进展情况。

    凭借着对地方事务的深入了解以及与民众的紧密联系,他们还可以提出一系列更为贴近民生、切实可行的建议。

    亦或是代为转达当地百姓的殷切期望与美好愿景。

    尤其是,当某些地方官员掌握着一些不为人知的机密情报,又或是发现了某些不宜公开检举揭发的同僚劣迹,也不用担心越级汇报而被追责的问题。

    借助这次面见圣上的绝佳机遇,他们得以直抒胸臆、畅所欲言,让这些重要信息毫无阻碍地传递到天子耳中。

    如此一来,那些身为一县之长的县令们,便拥有了寻求皇帝作为坚强后盾的契机。

    从此那些郡国的领导者们再也无法如同东汉时期的郡太守那般,随心所欲地操纵摆布他们这些一县之主了。

    刘禅还在法律中规定,外地官员上朝朝见、朝辞的时候。

    朝廷都会根据其官职大小,发放衣物、金带、鞍马等赏赐之物,以皇恩浩荡外示荣宠。

    对于个别特殊要员,朝廷还会专门为其举办告别宴会,天子还可以钦赐御酒送行。

    又是受封又是受赏,相信百官自然会更加倾心拜服,对天子感激不尽,从而全心全意的去宣化四方。

    而且刘禅允许臣子在会见的时候放开了进言,包括但不限于汇报工作、为民请愿、提出建议、针砭时弊等等。

    即便是与自己的辖区无关,也可以畅所欲言,为朝廷集思广益。

    一场简单的辞见仪式,可能会左右一位封疆大吏的仕途,可能会改写一部颁行天下的法律。

    更能够将文武百官的忠心紧紧凝聚在一起,如众星拱月般环绕在九五之尊的周围。

    正因如此,对于每一个身处在官场之中的人而言,这看似普通平常的辞见制度绝非仅仅是流于表面的形式主义。

    相反地,它更像是一场至关重要且充满挑战的面试考核。

    因为当他们踏入皇宫,站在天子面前时,其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有可能成为决定自身仕途命运走向的关键因素。

    倘若某位官员在回答圣上提问之时出现答非所问,亦或是展现出一副年老力衰、思维混乱的模样。

    那么极有可能引发天子的不满与愤怒,遭到处分。

    在某些极端情形下,这位倒霉的官员或许会当场遭受罢黜之祸,彻底告别官场生涯。

    然而,正是由于这样严格的考核机制存在,使得众多平日里浑水摸鱼、滥竽充数的贪官污吏们无处遁形。

    一旦他们暴露出自身的无能和贪婪,皇帝便能毫不犹豫地大手一挥,将这些朝廷的蛀虫从官僚体系当中剔除出去。

    如此一来,原本被这些庸碌之辈占据着的职位空缺便得以腾出,从而能够给予那些真正胸怀大志且具备卓越才能之人以施展拳脚的机会。

    让他们尽情地发挥自己的才华和能力,为国家和百姓谋福祉。

    不仅如此,如果某位官员在进谏之时言辞精妙绝伦,观点独到新颖,成功打动并说服了皇帝。

    那么他很有可能会立刻获得晋升提拔,一跃成为身负重任的高官显宦。

    毕竟,相较于与吏部那帮负责官员任免调配的普通官吏们周旋往来。

    直接与掌握生杀大权的皇帝这个最高领导者建立良好关系,并通过出色表现赢得其青睐赏识进而实现快速升迁显然更为快捷。

    正因为深知其中利害关系,所以这些有幸参与辞见仪式的官员们无一不是满怀欣喜之情欣然接受后主刘禅的谆谆教诲。

    随后更是眼含热泪、情真意切地表露出对大汉朝廷的耿耿忠心以及愿意为守护这片江山社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坚定决心。

    最后纷纷拿着皇帝的赏赐,踌躇满志的出发了。

    时间来到九月中下旬。

    据最新的军报详细披露,在抵达安邑城后,诸葛亮便亲自为立下赫赫战功的姜维举办了一场规模虽小却气氛热烈的庆功盛宴。

    同时,诸葛亮也没有丝毫懈怠,亲自着手整顿大军。

    从粮草辎重到兵器装备,每一个细节都经过严格的查验,务必确保后勤补给线畅通无阻且物资充足完备。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诸葛亮便下命令大军迅速向北进发。

    此次出征,诸葛亮精心部署,调遣得力将领各领其职。

    他任命独臂将军李丰和熟悉本地环境的吴班担任先锋部队,负责为大军开路。

    姜维则与糜照一同守护中军,保证主力部队稳步推进。

    以勇猛和稳健著称的孟获、孟琰则分别统领左右两军,形成大军两翼。

    性子最为可靠的王平被委以后军将之职,殿后保障全军安全。

    随后,一支多达五万、气势如虹的雄壮之师便浩浩荡荡地沿着汾水一路北上。

    这支军队纪律严明,行军速度极快,没过多久就顺利通过了闻喜县,并进逼临汾城。

    面对来势汹汹的汉军,城中的魏军守卒惊恐万分,未战先怯,纷纷弃城而逃。

    司马懿派遣前来匆匆增援的军队见状,亦不敢轻易与汉军正面对决,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汉军不费吹灰之力便成功入主临汾城。

    旗开得胜的汉军并未就此止步,而是继续高歌猛进。

    此时,前方传来消息,司马懿深知汉军锋芒正盛难以抵挡,于是果断下令放弃襄陵城。

    率领大军退守至河东进入并州的重要门户永安城。

    并且,司马懿充分利用永安城周边独特的地形优势,以西傍汾水、东依霍大山为天然屏障。

    竭尽全力构建起一道布局严密、颇有章法的坚固防御阵线,妄图以此抵御汉军潮水般的进攻。

    而根据斥候探报所探查到的汾水——霍大山防御阵线的粗略部署情况,诸葛亮分析后感慨道:

    “真奇才也!”

    司马懿采取退守策略其实并不难理解,具有多方面的考量和优势。

    首先,通过拉长汉军的后勤补给线,可以给他们造成更大的粮食压力。

    随着战线的延长,汉军要维持物资供应将会变得越发困难,而这会使得他们在与魏军长期对峙时处于不利地位。

    其次,面对汉军凌厉的攻势,司马懿选择退守能争取到更多宝贵的时间布置陷阱,建立防线。

    这段时间不仅可以让部队得以喘息休整,用来稳定住魏军的士气。

    毕竟,魏军当前的士气状况不容乐观,这一点已是众人皆知。

    尽管夏侯霸原本并非直接受司马懿指挥,但范方作为其名副其实的先锋将领,所率领的兵力无疑属于司马懿此刻可直接调遣的部队之一。

    然而在先前这场战斗中,这支部队一下子损失了足足四千人。

    如此惨重的伤亡致使前锋部队的建制几乎崩溃,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这都毫无疑问是一场无法掩盖的惨败。

    尽管司马懿在收到范方战败归来后呈上的军报时,对于其中所述汉军拥有射程超远且威力巨大的强弩之事已信了七八成。

    但眼下更为紧迫的燃眉之急乃是如何应对大军士气低落。

    经过深思熟虑,司马懿决定以不听军令、擅自出兵为由,将范方革去职务,借此举措来安定军心。

    毕竟,范方此次战败确实难辞其咎,将所有失败的罪责归咎于他一人也算合乎情理。

    否则,难不成要向麾下那些普通士兵坦诚相告说己方军队战力不及汉军,甚至对方还持有能在八百步之外一击必杀的骇人武器?

    因此,从整个战局考虑,司马懿此番处置可谓稳妥得当,他心里也非常清楚如此行事完全符合整体利益需求。

    然而,认知愈发清晰透彻,司马懿的内心却越发感到冰冷彻骨。

    因为他深知,自己竭尽全力想要遮掩的是己方最为惧怕的东西。

    但是掩盖下去不代表所掩盖的事情不存在。

    恰恰相反,他需要费心费力的想出办法来面对眼前的重重困难。

    但令人遗憾的是,尽管司马懿见识广博,他仍然未能想出任何行之有效的应对策略。

    原因无他,只因据范方所描述的情况来看,汉军手中拥有的这种能在相隔二三里之遥的距离就发动凌厉的攻势的武器。

    威力惊人,精准无比,哪怕是身披坚固的玄甲,一旦正面被击中,也同样会被轻易洞穿,从而遭受致命一击。

    司马懿几乎想破了脑袋,但就是无法想象出魏军中存在哪种手段可以与之相抗衡。

    至于反制措施,那更是连一点头绪都摸不着,无能为力的感觉真的很让人丧失信心。

    如果是在正面野战之时,便是司马懿本人来指挥。

    除了下令击鼓进军,力求以最快速度拉近与敌军之间的距离并展开近身肉搏战。

    又或是立即鸣金收兵,果断撤出战场以外,实在是再也拿不出其他更好的应对方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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