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乡、大队，这就是一个简单的基层三级管理架构。
在满清治下，县官便是最基层的官员。
再往下也有里长、保长这些基层管理人员。
但是县里面对这些里长并不实行直接管理。
里长、保长通常都是由当地的士绅大户兼任。这些人承包了地方上的税收。
大户掌握了收税的权力，天然会将这些税从自己的头上转嫁给百姓，这就是导致一个结果，那就是增加了百姓的负担。
然后这些人再通过向无地的百姓发放高利贷，以达到兼并他们土地的目的，最终让这些自耕农破产。
而华族的制度弥补了一些漏洞。
乡镇公所的官员也是华族的正式官员。他们对各个生产大队有直接的管理权力。
他们通过委任生产队长，将这种权力延伸下去。
另外华族恢复实物税收，农民只要等收获之后，从收获的粮食中取出一定的比例上交到镇公所的粮仓中便可以了。
华族官府在每个乡镇公所建立粮仓，管理税粮和地方上的救灾粮食。
这也让农村地区增强了抗灾害的能力。
曾国藩还发现了一点。那就是华族的正式官员资格放低了下限。
通俗来说就是扩大了编制的范围。
乡镇公所的官员成为了最低级别的官员，要是在满清时期，这些位置顶多是由普通的吏员担任。
而吏员是没有什么上升空间的。
华族的官僚体系给了这些人上升的空间。因此同样的人，他们所掌握的知识没有任何的改变。
但是这些人做事效率和行为作风却有了极大的改善。
在任何时代，中下层的人失去上升空间都会产生灾难后果。
黄巢、洪秀全都是落第的秀才。他们肯定是有真才实学的，要是能够通过正常渠道成为国家的精英阶层。
那么黄巢可能会帮没落的大唐解决掉藩镇割据的问题。洪秀全也许会帮满清开启洋务运动。
正是因为这些人无法走上正常上升的渠道，他们才会走向另外一个极端，那就是打破既有的权力体系。
在俘虏营，曾国藩在理论上认识了华族。在老家的这段时间，他又从实践方面，深入了解了华族的基层管理模式。
通过直接管理，让普通百姓免遭过多的不必要的盘剥。资源能够更多的集中到国家的手中。
以前的百姓受到的剥削非常重，但是最后真正到国家手中的才有多少呢？
历朝历代都存在这样的问题。想想当年的大明，偌大的国家，一个富裕到南方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国家，一年的货币税收仅仅是几百万两白银。
还不如一个海商一年的流水。
就在曾国藩在家中闲来无事研究华族基层管理架构的时候。
上面来人了。
来的人是他的曾经的幕僚李元度。
李元度三十几岁，仪表堂堂，做人正派，喜欢研究学问，身上有很浓的书卷气。
他与汪士铎不同。在政治上，李元度主张轻徭薄赋，治理贪腐，与民生息。
他认为只要百姓生活安定富裕了，国家自然会强大，也不会再出现匪乱。
他认为混乱的源泉在于官府的压迫与剥削。
而汪士铎则认为百姓是混乱之源，只要减少人口便可以让国家恢复安定。
汪士铎这样的人，华族也不敢用，因此在俘虏曾国藩之后就将其给放了。
这些人也就只会动动嘴皮子，还没有到犯罪的程度。
更何况，学术上有一些这样极端特别的声音，也不一定是件坏事情。
李元度则进入了华族的政府部门。他本就是湖南人。不过被安排到湘西沅州府做行政公署的副总长。
这次他是接受湖南行政总署的临时指派来陪同曾国藩北上。
曾国藩实在想不到，自己这个时候被叫进京干什么。
他知道华族占领了京城，也早就预想到了这一天。
至于胡林翼，他早就已经是华族的人，也一直在等着去见董良。
左季高就不止一次让他赶紧去找元首拜码头。
几人一到京城就被安排进了原本的鸿胪寺。
这相当于满清的国宾馆了。现在是华族的北平招待所。
到了北平招待所，几人才见到对方。
李鸿章本来就在京城，曾国藩是他的老师。
当年李鸿章科举不利，他的父亲将其推荐给自己的好友曾国藩。
李鸿章便跟随在曾国藩的身边学习，还曾经在湘军做了一段时间的幕僚。
李鸿章一看面前的全都是前辈，至少也是封疆大吏，一时间有些尴尬。
人家都是曾经的封疆大吏，被召集过来也就算了，自己算个嘛呀？
几人甚至不敢坐在一起谈这个事情，也不知道是不是犯忌讳的。
好在这样战战兢兢的时间不长，人到齐之后，他们就被安排进了恭王府。
曾国藩、胡林翼和李鸿章都来过恭王府，这是整个京城最大的一座府邸。
和珅和庆亲王都曾住在这里。咸丰继位之后，也许是出于对弟弟的愧疚，将这座府邸赏赐给了恭亲王。
曾经这里也是京城贵人们趋之若鹜的地方。
什刹海上的画舫据说四品以下的官员连入场的资格都没有。
老谋深算的曾国藩心里已经有了猜测。
不是他自负，坐在这间大殿中的人都算是汉官中的精英，包括他自己。
将这么多的精英召集到一起来，董良的目的还不明显吗？
现在他心中倒是对董良这个人产生了好奇。
这些人中只有骆秉章在投降之后到福州见过董良。
其他人都是一次都没有见过董良。
几人在银安殿中落座，没有人交头接耳，偶尔会有眼神的交流。
严格来说这些人都算是湘军一系，至少都与湘军有一些联系。
满清中后期，湖南的实学之风在岳麓书院的带动下最为浓重。
这让湖南出来的读书人在能力上远远超过了其他地方的人。
董良没有让众人等多久，他是一个时间观念很重的人。
在堂下的众人到齐之后，董良就立马过来。
还是傅善祥跟在他的身后。董良最近在物色一个新的侍从室主任，不过还没有合适的人选。
他上次在南洋的时候答应了傅善祥，让她专心写书。为此董良专门成立了元首府理论研究室。
准备一找到新的侍从主任就将傅善祥从繁琐的政务中解脱出来。
见到董良过来，几人都站了起来。
现在大清已经灭亡了，这些人也没什么好再矫情的，该有的礼数不能落下。
“诸位都坐下吧。”董良一直都是这样干脆利索，对人客客气气。
他坐在了上首，面向众人。
董良不喜欢银安殿的这种配置，他的作位高出众人，眼前又没有什么遮挡，这让董良坐在那里有些拘谨。
回头一定要将这里改成圆桌会议室。
董良开门见山地说道：“诸位是前朝旧臣中能力最为出众的，今天叫诸位过来，是想要给众人的肩膀上加上一些担子。”
果然，曾国藩、李鸿章等人露出了了然的神色。
不过他们还是站出来客气一下。
“我等愿为华族效力。”
“好……”董良抬手让这些人坐下。
“有几件事情跟几位咨询一下。第一件事情，是黄河。这几年战乱，黄河几乎没有得到任何的修缮，我们华族缺乏了解黄河的人才，诸位在朝为官多年，应该知道一些相关的信息。我觉得今年黄河很可能会决口，诸位有什么建议。”
董良一上来就找众人问策，这让众人有些措手不及。
曾国藩还在那里给董良相面呢。
他万万没想到，董良真的跟照片上那样年轻。
原本还以为那挂在各级官府大堂上的照片是用春秋笔法画出来的呢。
这是惯例，要不流传下来的皇帝画像哪个不是帅哥啊。
不过他刚刚才看了一眼，便被董良打断了。
这几个人从没有见过说话这样简单直接的上位者。
“张公，你在山东呆了两年，应该对黄河有所了解。”
张亮基猛地抬头，董良竟然先点了他的名字。
在座的几人中，曾国藩的名气可是比自己大多了，元首要问也应该先问曾国藩啊。
“回元首，在下不擅长治水，但是这些年几乎年年水灾，元首的担心确实可能会出现。今年春汛，黄河的水量并不大。泥沙的淤积将更加严重，等到夏汛，似有可能发生大决口，决口地点最有可能发生在河南东部。如果决口，山东西部、河南东部以及直隶，哦不，河北南部都将受到水灾影响。”
张亮基还不习惯河北这个称呼。
不过河北这个称呼并不奇怪，乃是古称，比直隶更加正统。
“现在组止修复堤坝可还来得及？”董良又问道。
董良虽然在与张亮基对话，但是其他几人也都在全神贯注地听着。
从这位年轻的元首陛下问话的语气可以听出他是那种听得进劝的人。
至少不是那种刚愎自用之人。
“呃，元首，现在已经是六月初了，历年的决口都发生在六七月份。”
六七月份正是北方雨水最集中的季节。
“那就是来不及了，唯一的办法就是将人给撤走。”
“这是否可行？”董良依然在问张亮基。
“这……”
张亮基思考了一下说道：“元首，道光二十五年的时候曾经有一次大决口，是在怡凤厅。当时河南境内黄河段水位骤然升高一丈以上。当年七月十六再次骤降大雨，水位升高，两岸普律漫滩，一望无际，间多堤水相平之处。到十八日己危机四伏，除临时修堤已无计可施。十九日，惊涛骇浪终于冲垮了这段堤段，二十日，全河夺溜。黄河决口后，黄河水从撕破的堤口中直冲而下，肆虐异常、干里平畴，顿成汪洋……”
张亮基到了山东之后专门补过治理黄河的课，因此对历次水灾的情况倒背如流。
“那次大水中受灾的有东明、荷泽、郵城、郛城、巨野、金乡、范县、寿张等，大清河沿河的东平、平阴、东阿、长清、齐河、历城、济阳、惠民、蒲台、滨州、利津等县亦被淹及，”
“采臣先生。”
董良连称呼都改了，这个张亮基确实有能力。刚才他说不擅长治水，显然是在谦虚。
“我这里有一个大计划。地图拿来。”董良跟傅善祥吩咐道。
不一会儿，便有工作人员搬来一张贴着北方各省舆图的屏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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