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髦说:“若说有善始又能善终,这只有圣人才能做到;如果连个好的开端都没有,又怎能称之为圣贤呢?禹说办好这件事对帝王来说是很困难的,然而最终尧帝还是废去不肖之人,改授圣贤,也算得上是知人了。《经》上说:知人者为圣哲,能选拔贤能的人做官。若尧对鲧的品德没有把握,试用长达九年,使得在继位者选择上失去了章法,这又怎能称得上是圣哲呢?”庾峻回答:“臣下我读经卷认为,圣人办事也不是没有一点失误。所以就出现了尧帝信用鲧、共工、兜、三苗等四凶的失误。周公失误于重用管叔、蔡叔等叛臣,孔子失误于错误对待宰予。”

    曹髦说:“尧任用鲧治水,九年没有取得成效,反而把天下河道弄得乱糟糟,给百姓带来痛苦和灾难。至于仲尼失误,不过是宰予言行之间的事,与尧用鲧的失误有着本质的区别。说到周公和管、蔡之间的复杂关系,本来在《尚书》中都有记载,作为博士应该知道得很清楚吧!”庾峻说:“这些事都不是先贤们能说清楚的,臣下孤陋寡闻就更难以细究其是非曲直了。”

    接着,曹髦和群儒探讨起《尚书》所言“有鲧在下曰虞舜”一句话的意思。曹髦问:“在尧做首领的时代,天下洪水泛滥,又有四凶在朝为虐,当时急需选拔任用贤明的君主来解救受难百姓。舜当时在社会上已有一定的影响,世人也都知道他是个有仁德的贤者,可他却长期得不到重用,这又是什么原因呢?”庾峻回答:“尧帝也曾咨询四岳以征求贤者,想禅让自己的帝位。四岳告诉他如果挑选一个仁德不足的人会辱没你这个帝位的。尧又让他们举荐那些贫贱无名的贤士,于是他们举荐了舜。所以说舜被四岳举荐,主要原因还在于尧,尧这样做是为了让天下人都满意啊!”

    曹髦说:“尧已闻舜的贤名而不提拔,同时对一些忠臣也未见重用,最后还是让四岳向他举荐贫贱无名的贤者时才推举了舜,这岂不是说尧并非急于选用贤士治理天下以解救受难百姓么?”庾峻摇摇头:“这就不是愚臣所能回答的问题了。”

    继而曹髦又令学者们讲《礼记》。他问:“《礼记》上说‘太上立德,其次务施报’。同样是治理天下,为什么政策和手段不一样呢?应该采取何种方法和政策才能做到建立德政、施而不报呢?”博士马照回答说:“所谓太上立德,是说远古三皇五帝以自己的德行感化民众,治理天下;所谓其次报施,是指后来的尧、舜、禹时代以礼法治理天下。”曹髦又问:“上述两个不同时代帝王们对民众施以教化的深浅各有不同,这是因为帝王们本身的品行造成的呢,还是时代使然?”马照肯定地回答:“当然是各自所处的时代造成的。诚如人类发展有原始时期和文明时期,故而帝王们教化也自然有所不同了。”

    这一年的五月,邺城和上洛等地都上奏称有甘露,于是六月初一,改年号为甘露。八月二十六日,加封大将军司马昭为大都督,给他上朝奏事只报官职不报姓名的殊荣,并授予他统领全国各路兵马和京师内外诸军的黄钺。二十九日,任命太尉司马孚为太傅。九月,任命司徒高柔为太尉。十月,封司空郑冲为司徒、尚书左仆射卢毓为司空。

    甘露二年(257年)五月一日,曹髦来到国学馆,命群臣赋诗。侍中和荄、尚书陈骞等人作诗时拖延时间,掌管文化教育的朝官奏免他们的官职。曹髦说:“我是不太聪明的人,却比较爱好风雅,今天让群臣即席吟咏,不过是想从中了解朝政的得失。但你们不能理解我的意图,说得不着边际。这次就原谅了和荄等人,从今以后群臣都应认真钻研古书的含义,弄明经典的意旨,这样我才会高兴。”[45]  五月五日,诸葛诞在淮南发起勤王,讨伐司马昭,司马昭挟持曹髦和郭太后征讨淮南,于次年镇压,斩杀诸葛诞。

    甘露三年(258年)九月四日,曹髦下诏说:“尊崇有德行的老人,推行教化,这是古代尧、舜、禹三代树立风范垂之不朽的仁政。朝廷理应推举德高望重的三老、五更给予极高的荣誉,不断请他们对国家大事和朝政得失予以指导,把他们的德行言语记录下来,然后全国都仿效他们,便可以收到教化之功。现在我们就该找出这样仁德兼备的长者,来作为三老、五更的人选。关内侯王祥,历来以仁、义的标准修身处事,温文尔雅;关内侯郑小同,温良恭俭,依礼而行,都是当今著名的贤者。朝廷决定推举王祥为三老,郑小同为五更。”诏令发布后,曹髦亲率有关朝臣,按照古代的习惯举行聘任礼仪。

    曹髦见自己权力威势日渐削弱,感到不胜忿恨,于甘露五年(260年)五月初六夜里,命冗从仆射李昭、黄门从官焦伯等在陵云台部署甲士,[48]  并召见侍中王沈、尚书王经、散骑常侍王业,对他们说:“司马昭的野心,连路上的行人都知道。我不能坐等被废黜的耻辱,今日我将亲自与你们一起出去讨伐他。”王经说:“古时鲁昭公因不能忍受季氏的专权,讨伐失败而出走,丢掉了国家,被天下人所耻笑。如今权柄掌握在司马昭之手已经很久了,朝廷内以及四方之臣都为他效命而不顾逆顺之理,也不是一天了。而且宫中宿卫空缺,兵力十分弱小,陛下凭借什么?而您一旦这样做,不是想要除去疾病却反而使病更厉害了吗?祸患恐怕难以预测,应该重新加以详细研究。”曹髦这时就从怀中拿出黄绢诏书扔在地上说:“这样就已经决定了,纵使死了又有什么可怕的,何况不一定会死呢!”说完就进内宫禀告郭太后。王沈、王业跑出去告诉司马昭,想叫王经与他们一起去,但王经不去。

    甘露五年五月己丑日(260年6月2日[49]  ),曹髦拔剑登辇,率领殿中宿卫和奴仆们呼喊着出了宫。在东止车门遇曹髦一行遭遇司马昭的弟弟屯骑校尉司马伷及其部众,曹髦左右之人怒声呵斥他们,司马伷的兵士都吓得逃走了。中护军贾充从外而入,迎面与曹髦战于南面宫阙之下,曹髦亲自用剑拼杀。众人想要退却,贾充之军将败,骑督成倅之弟太子舍人成济问贾充说:“事情紧急了,你说怎么办?”贾充说:“司马公养你们这些人,正是为了今日。今日之事,没什么可问的!”于是成济立即抽出长戈上前刺杀曹髦,把他弑杀于车下。[49]  曹髦死时尚不满20岁。

    司马昭闻讯,大惊,自己跪倒在地上。太傅司马孚奔跑过去,把曹髦的头枕在自己的腿上哭得十分悲哀,哭喊着说:“陛下被杀,是我的罪过啊!”

    曹髦死后,司马昭进入殿中,召集群臣议论。尚书左仆射陈泰不来,司马昭让陈泰之舅尚书荀顗去叫他,陈泰说:“人们议论说我陈泰可以和您相比,今天看来您不如我陈泰。”但子弟们里里外外都逼着陈泰去,这才不得已而入宫,见到司马昭,悲恸欲绝,司马昭也对着他流泪,说:“玄伯,您将怎样对待我呢?”陈泰说:“只有杀掉贾充,才能稍稍谢罪于天下。”司马昭考虑了很久才说:“你再想想其他办法。”陈泰说:“我说的只能是这些,不知其他。”司马昭就不再说话了。因过于悲恸,不久吐血而死。

    五月初八日,司马昭威逼郭太后下旨,大意是说:当初援立曹髦是看中他“好书疏文章,冀可成济”,但是不成想“情性暴戾,日月滋甚”,我这个太后数次呵责都不奏效,后来和大将军司马昭商量要废立之,大将军认为他年幼无知,但还可以雕琢,要以观后效。但没想到他得寸进尺,还拿弓箭射我的宫殿,弓箭甚至落在我的面前。我前后数十次让大将军废立他。曹髦知道后,贿赂我的身边人打算下毒药害我。后来事情败露,就要出兵入西宫杀我。幸亏大将军及时知道,而他自己混杂在士兵之中,被大将军的将士杀死。这小儿“悖逆不道,而又自陷大祸”,应当“罪废为庶人,此儿亦宜以民礼葬之”。[51]  由于曹髦死后被褫夺皇帝封号,因此其在位期间的年号均为高贵乡公某年。[

    太傅司马孚,大将军司马昭,太尉高柔等上疏称“以为可加恩以王礼葬之”,于是在五月十六日将高贵乡公葬于洛阳西北三十里瀍涧之滨。下车数乘,不设旌旐,百姓相聚而观之,曰:“是前日所杀天子也。”或掩面而泣,悲不自胜。

    不久,司马昭以“教唆圣上”、“离间重臣”等借口杀死了曹髦的心腹王经。《魏书》的作者王沈(王昶之侄)因为告密出首立功免死,因功封安平郡侯,食邑二千户,时隔快二十余天,司马昭又因群情激愤,诛杀了成济三族,成济兄弟不服罪,光着身子跑到屋顶,大骂司马昭,被军士从下乱箭射杀。

    孙盛《魏氏春秋》:公神明爽俊,德音宣朗。[55]

    钟会:才同陈思,武类太祖。

    陈寿:高贵公才慧夙成,好问尚辞,盖亦文帝之风流也;然轻躁忿肆,自蹈大祸。[55]

    石苞:1非常人也,武帝更生也。

    刘勰:1少主相仍,唯高贵英雅,顾盼含章,动言成论。[57]  [58]  2高贵乡公,博举品物,虽有小巧,用乖远大。[59]

    元子攸:宁与高贵乡公同日死,不与常道乡公同日生(此据《北史》所记。《资治通鉴》作“吾宁为高贵乡公死,不为常道乡公生”[98]  ,《洛阳伽蓝记》作“朕宁作高贵乡公死,不作汉献帝生”[99]  )。

    王勃:高贵乡公名决有余,而深沈不足。其雄才大略,经纬远图,求之数君,并无取焉。

    张彦远:1曹髦之迹,独高魏代。2髦画称于后代。

    李治:当髦之图昭之际,使王沈、业如经之不言,则髦必当得志,昭必先诛,魏祚必不倾,司马氏亦无自而王也。[62]

    叶适:公立时年十五,英才逸气,与少康、晋悼公略相似。哀哉,哀哉。[63]

    胡三省:帝有诛昭之志,不务养晦,而愤郁之气见于辞而不能自掩,盖亦浅矣。[64]

    张燧:史称高贵才慧夙成,好问尚词,即其幸学与诸博士论难,信然。自古末世之君多文采,若隋炀、陈、唐二后主最隽,然不过华靡藻丽耳。至深于经术,莫如高贵。人主之学,与韦布异,不能不为之浩叹。[65]

    周寿昌:帝之性急,信有征矣。其后受祸,未尝不因性急害之。以帝之才,而遵时养晦,勤治图成,魏祚其庶几可少延乎。

    李慈铭:1高贵乡公经术文章,咸有师法,留心政事,常以夏少康为念,真三代后不多见之令主。其决计讨司马昭,亦不失为英雄。后人见其败死,谓之寡谋轻举,为鲁昭公之续。不知楚庄王之讨斗椒,叔孙昭子之讨竖牛,卫献公之讨宁喜,汉桓帝之讨梁冀;即同时若吴景帝之讨孙綝,后世若宋文帝之讨徐傅谢晦,周武帝之讨宇文护,皆冒险奋发,卒底于成。事机之会,间不容发,勇决速断,固除乱之首务矣。后世人君,狃于鲁昭高贵之事,因循容忍,以酿大祸者,不知凡几,可胜慨哉!高贵自言政使死何所惧,况不必死耶,二语慷慨激烈,千载下读之犹有生气。2高贵贤明好学,见酷逆臣,亦古今所共痛。

    蔡东藩:魏主髦卤莽从事,仿佛孙亮,亮且不能诛綝,髦亦安能诛昭?南关遇弑,莫非其自取耳。[67]

    卢弼:1高贵乡公若韬光养晦,或免于毒手,乃远慕少康,锋芒未敛,祸变及身,惜哉!2高贵乡公博学好问,祯祥自叙,文采斐然,才同陈思,当时已有定评,设得贤宰辅,诚有为之君。乃受制权奸,深忌其才,英年惨死,可为浩叹。

    黎东方:1曹髦比起曹芳来,的确更有资格作魏朝的皇帝。因为,他是有凭有据的曹家骨血······曹髦的另一长处,是书念得好。2曹髦是“智商”颇高的一位青年。·····他这样“惑经”“疑古”,比唐朝的刘知几早了几百年,也许是受了王充所写的《论衡》的影响。3曹髦不幸而生于帝王之家。否则,以他的能力,当一个平平安安、衣食无忧的大学教授,绝对可以做到。他也不幸而智商颇高。否则,倘若他是一个糊里糊涂的人,一切完全听由司马昭做主,可能获得司马昭的宽容,不致死于非命。

    高贵乡公安在

    晋朝建立后,贾充有次和朝廷的士人宴饮,河南尹庾纯喝醉了,和贾充争辩。贾充说:“你父亲年老,你却不回乡供养,难道认为天地神明看不到吗!”庾纯说:“那么高贵乡公在哪里?”贾充于是羞惭愤怒,上表申请解除职位,庾纯也上表自我弹劾。

    以臣弑君,则加此刑

    贾充对吴国末代皇帝孙皓说:“听说阁下在南方挖人眼睛,剥人面皮,这是什么样的刑罚?”孙皓说:“有做为臣子却弑杀他的国君以及奸险狡诈不忠的人,就对他用这种刑罚。”贾充听后,沉默不语,非常惭愧,而孙皓则脸色不变。[

    晋祚不得长远

    晋明帝时,王导、温峤一起谒见晋明帝,晋明帝问温峤前代统一天下的原因是什么。温峤还没有回答,一会儿,王导说:“温峤年轻,还不熟悉这一段的事,请允许臣为陛下说明。”王导就一一叙说司马懿开始创业的时候,诛灭有名望的家族,宠幸并栽培赞成自己的人,以及司马昭晚年杀高贵乡公曹髦的事。晋明帝听后,掩面伏在坐床上,说:“如果像您说的那样,晋朝天下又怎能长久呢!”
本文链接:https://www.tailaixsw.com/60_60655/305274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