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6月初。
山城渐渐有了几分夏日的模样，气温逐渐升高，百姓们换下了厚厚的冬装，换上了棉麻制成的透气衣物。
虽然严冬过去，但人们脸上的愁苦没有散去，这几个月对山城人来说，是一段难忘又痛苦的回忆。
5月3日午后1时，日军四十余架轰炸机突然来袭，连续对山城人口密集、商业繁荣的市中区轮番轰炸。
从朝天门到中┴央公园之间，约两公里市区最繁华的街道成了一片火海，27条主要街道有19条变成废墟。
5月4日下午6时，27架日机再次来袭，投掷航弹78枚，燃┴烧弹48枚，全市10余处起火，大火延烧2日。
都邮街等10余条繁华街市被烧毁，正在放映电影的民安电影院被炸，当场炸┴死观众200余名。
全市37家银行有14家被毁，古老的罗汉寺、长安寺也被大火吞噬，藏身在寺庙内避难的民众死┴伤惨重。
同时被炸的还有外国教会及英国、法国等各外国驻民国使┴馆，连挂有某张旗帜的德国大使┴馆也未能幸免。
山城街头随处可见被炸得血┴肉模糊的尸体，失去父母的孩子，失去儿女的老人游荡在街头寻找家人的尸骸。
军韦会对面的一座民宅内。
左重站在贴有“米”字胶布的窗户一侧，望着窗外残留的惨象叹了口气，眼中充斥着怒火，双手紧紧攥着拳头。
据军统统计，在两天的大轰炸里日机共炸死近4000人，伤两千人，损毁建筑物5000栋，约20万人无家可归。
这次空袭，是世界历史上最早实行的战略轰炸，日本人希望通过大量屠┴杀坪民，来瓦解国府抵抗的意志。
打了快两年的仗，快支撑不住的鬼子试图用恐吓的方式打败民国，不得不说，这是一种黔驴技穷的表现。
这时，一旁的邬春阳将电话线接好，又转动摇柄拿起话筒听了听，然后转头对左重小声说道。
“副座，野┴战线路已经接通，随时可以联络卫戍司令部和局本部，营地那边也有专人中转消息，不会泄密。”
“恩。”
左重轻轻恩了一声，目光转到了街道上一队挂着防空袖标、耀武扬威的果军士兵，原本阴沉的脸色变得更加难看。
这场惨剧固然是日本人造成的，但果党上上下下的腐┴败，或说山城防空部队的不作为，加剧了山城百姓的灾难。
如果非要在这群虫豸中间举个例子，那么担任山城卫戍司令和防空司令的某猪将，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对方一上┴任就以山城防空重要为借口，向军韦会要求成立专门的防空部队，以应对日本人日益猖獗的空袭。
防空部队下辖通讯队、防护大队、担架营、工程大队、脚踏车排、警报台、对空联络哨、情报传递哨等单位，直属防空司令部。
听上去很美好，可这些所谓的防空部队大部分由猪将的下属顶替，如通讯队就是由通信连顶替，伪造名册领取双份军饷。
为了拉拢部下，猪将豪爽地大笔一挥，规定通讯连长可多拿50元办公费，在防空司令部工作的官兵每人每月有4元勤务津贴。
又比如，担架营系由卫戍总部劳动总队的一个营组成，所谓的劳动总队就是类似红俄的劳┴动营，里面鱼龙混杂。
猪将以改造地痞和盗贼为名，把山城社会上一些盗犯，还有歌女抓来，用铁链子拴着强┴迫劳动。
他们的劳动收入供中下层军官分食，猪将则贪┴污劳动总队的经费和一半军粮，这倒是非常公坪，大家都有钱赚。
当然，被锁着劳动的都是一些安分的犯人，甚至有一些地┴下党被俘人员，也不知道猪将先生哪来的胆子。
至于那些真正的扒手盗贼，却被私自放出到街上继续偷窃，偷来的东西和钱财全部交给总队的官长们坐地分赃。
还有，起火时许多达官贵人都直接打电话给防空司令部，要派救火车先保护他们，以致火势很快蔓延到全城。
火灾之后大量居民逃走，很多未被烧完的财物也被防空部队搜抢一空，就连烧剩的木头也被积存起来当柴卖。
更有甚者把烧剩的房子略加修理即占为己用，事后竟然向房主索取高价赎回，真是带着算盘进棺材---死都要算计。
猪将更不该叫猪将，应该叫吸血鬼才是，就算大名鼎鼎的德古拉在其手下走一遍，恐怕也得抽出几斤血来当做过路费。
不仅如此，这帮穷疯了的浑蛋，还别出心裁地开辟了商业路径上的新打法，把主意打到了防空情报上。
山城有专门的防空情报系统，设有专门向各机关和要人所在防空洞提供预警，报告敌机情况的通讯设备。
猪将及其手下看中了这片新蓝海，利用国府的器材和线路私设通信网，专替有钱的大商人，大地主服┴务。
这些人在山城大多有私人防空洞，对方每月送防空部队一笔钱，便可以提前知道敌机的动向。
如此防空部队就有了一笔固定的额外收入，他们拿这些钱联合商人，参加了一些商业活动和投┴机倒把。
几个月下来，上至猪将，下至底层军官个个赚得盆满钵满，大多数人都在山城买上了房子，过上了奢侈生活。
至于公共防空洞的防空情报问题，根本没有人管，800多个公共防空洞只有10部电话机，够干什么用的。
等到轰炸之后，修理队对通信线路的修复永远先紧着有势有钱的人家来，最后才修公共防空洞的电话线路。
对于求助电话，总机转接也是优先接通有钱人的电话，普通人排队去吧，什么时候轰炸停止了电话就能接通了。
也不是没有人想改变这种情况，中┴央大学等一些学校号召在山城建立无线广播，供传递空袭情况所用。
这本是一个很好的措施，山城百姓闻之欢欣鼓舞，但这事从提出开始到现在几个月了，一直都没有搞成。
因为所有机关都在争无线广播的经手权，这可是一项不小的工程，油水颇丰，谁也不肯放手导致拖延不决。
最终这门“生意”还是被猪将和防空司令部争到了，经费第一期就是14万美元，某人总算是大方了一回。
结果防空司令部拿到这笔钱不是马上动手干，而是拿去经营商业，到万县去买烟叶，卖给山城烟草工厂。
他们又借口首先要解决技术和器材问题，就这样一再拖延，前几天以地区崎岖无法解决通讯为由中止了建设。
事实上交通┴部本就拥有相应的技术力量和器材，但因建无线广播的经费不由他们支配，就是不肯拿出来。
经济部、资源委员会也有制造相应器材的设备，出于同样的理由，说什么都不同意为无线广播制造器材。
这正好给了猪将停工的理由，可以说，山城的整个防空系统已经烂透了，完全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与百姓们的惨况相比，官┴员们吃的满嘴流油，说句不客气的话，估计有些人巴不得日本人天天来轰炸。
按理说，这件事军统应当报给某人，但戴春峰将这件事摁了下去，连一个字眼都没向侍从室汇报。
原因很简单，这不是猪将一个人的“买卖”，上上下下不知道多少人在以此牟利，军统不能当这个出头鸟。
这不光是因为官┴场规则，情报工作离不开各个机关的协助，得罪太多的人，很多工作是没办法开展的。
有句话说的很明白，当混浊成为一种常态，清白便成为一种罪过似这般腐朽，果党不亡，天理难容！
左重默默转身离开窗前，来到屋子中间的桌子旁，从上面拿起了一份标记有绝密的人员档案，认真看了起来。
“颜少毅，男，39岁，津门人，已婚，家中育有一儿一女，津门北羊大学堂工科毕业，1924年加入果党。
现任军令部一厅第一处中校参议，负责果军所有作战计划及部署的复勘工作，与第一处的处长关系颇佳。
真实身份为日本外务省驻沪上特高课潜伏人员，真实姓名秋元由实，代号“松子”，1913年潜入民国执行任务。
直接接受驻沪领事馆特高课指挥，拥有小型特工电台一部，金陵战败后随军西撤，现居山城兴隆街57号。”
这份档案详细记载了颜少毅，或者说秋元由实的生坪以及照片，就连隶属和装备都有所记录。
能有这么详细的情报，自然多亏了大日┴本帝国的忠臣义士，外务省的情报专家，驻沪日军值得信赖的朋友，秋园由实的上司，长谷机关的负责人，对华特别委员会佐官
——长谷良介阁下。
邬春阳看了看左重手里的档案，有些不解道：“副座，这不是咱们在金陵时就在监视的日谍吗，您怎么想起来监视他了。
这家伙身边一直有弟兄在盯着，就连沪上给他的密码本都被咱们替换了，他以为自己在跟特高课联络，其实都发给了电讯处。”
那些情报现在就在二处老古的抽屉里放着，日本人给他的命令也由电讯处甄别转发，这种小角色，咱们监视他没有任何意义。”
作为六国饭店行动的参与者和左重的心腹，邬春阳自然晓得长谷良介，对方手下那群鼹鼠的监视工作也由他在负责。
这种已经暴露的间谍情报价值不大，最多是当个鱼饵，看看能引来几条大鱼，秋园由实除了打探情报外，一直在孜孜不倦的寻找着策反对象。
这几年已经有两三个汉奸被其说动，这一切都是军统的“指挥”下完成的，情报机构也需要kpi的嘛，需要时候随时可以拿出来交差。
左重听到邬春阳的话，微微摇头没有说话，蜃鱼计划是绝密，监视秋园由实只不过是计划的一部分，现在还不是公开的时机。
就在这时，军韦会大门里走出了一名便装男子，正是秋园由实，对方站在门口左右张望了片刻，叫上一顶山轿消失在热闹的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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