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时分，几名男子出现在林傅一郎府邸附近，他们快速接近监视人员所乘的别克轿车，须藤哲二等人立刻拔枪警戒。
不过看到领头的中年人时，众特务皆放下了手里的南部手枪，这是前来换班的另一组人员。
须藤哲二将监视记录交给中年人便带着手下离开，双方没有过多交流，一切都在无声无息中进行，只有街角传来的几声犬吠证明曾有人经过。
几分钟后，中年人借助路灯在监视记录上写下了换班时间，看着不远处的林傅府邸，他的目光异常平静。
特工需要时刻保持冷静，从这一点来看，中年人比神经质的须藤哲二更加专业，也更加危险。
车内安静了许久，忽然有人小声询问同伴，他们为什么要监视大藏省的次长，对方不可能是红俄间谍。
大部分鼹鼠叛国是为了金钱或者美色，但这两者目标皆唾手可得，背叛帝国对一个贵族没有任何好处。
同伴瞄了一眼副驾驶的中年人，压低声音回道：“目标与一号嫌疑人的关系密切，两人在同一个地点多次碰面，参谋本部怀疑目标是一号嫌疑人的情报网成员。”
问话者恍然，又面露不屑和嫉妒：“听说刚刚那个叫须藤哲二的北海道乡巴佬就是因为发现了一号嫌疑人，才会被部长阁下看中，真是个幸运的家伙啊。”
听到下属的交谈，中年人微微一笑没有阻止，参加这次行动的特工都经过严格审查，他并不担心泄密。
相反，让行动人员多了解一些关于目标的情报有助于接下来的任务，至少可以消除大家对目标身份的恐惧，更加用心工作。
帝国子爵，伯爵嫡子，大将孙婿，大藏省次长，目标这四个身份中的任何一个，都值得参谋本部认真对待。
一旦他们的监视和跟踪行动被发现，这件事会引起巨大震动，毕竟内部审查是件非常敏感的事情，何况现在没有确凿证据证明目标涉案。
问话者见中年人没有反对，鼓起勇气问道：“队长，您见过一号嫌疑人佐尔格吗？”
中年人闻言愣了一下，目光慢慢放空，记忆瞬间回到了多年前的某个冬日，那时候他还是一个刚加入参谋本部的新人。
1933年。
佐尔格乘船到达横滨，其公开身份是德国《法兰克福报》驻日记者，同时还兼任《柏林信使报》、《阿姆斯特丹商报》的自由撰稿人，随后他来到了东京。
初到东京的几个月，佐尔格居住在一家名叫佐野的旅店内，这家旅店离银座不远，各项服务很周到，房费与档次符合他的收入和身份。
但从佐尔格入住的第一天开始，旅店中就出现了一位奇怪的客人，佐尔格每次出门都会遇上此人。
见面时，对方先是客客气气地向佐尔格鞠躬致敬，然后寸步不离地跟在他身后。
不管佐尔格是去德国大使馆，还是去其它地方，这位客人都会在门口等上几个小时并尾随他回到旅店，直到深夜才会离去，第二天一早又再次出现。
显然这是日本反间谍机关的特务，对方总是一言不发，客客气气，像影子一样跟随着被监视对象，既不干涉，也不盘问。
此人还秘密检查了佐尔格的房间，又在电话机里安装了微型窃听器，但这不代表佐尔格已经暴露。
事实上，任何一个进入日本的外国人都会被日本反间谍机关监视，哪怕是外交人员也是如此，这是种特别的反间谍制度。
在如此严密监视下，佐尔格表现的很正常，每天在城内到处闲逛，一点点熟悉东京的风土人情，道路和社会情况，结交各种各样的朋友。
时间转眼进入冬季，一个阴冷潮湿的傍晚，凛冽的寒风裹挟着雪片横扫大地，佐尔格和一群记者朋友在银座的“金色莱茵”饭店聚会。
这是一家德国移民开设的饭店，在这里可以吃到美味的德国菜肴，喝到最正宗的慕尼黑啤酒。
佐尔格的“尾巴”也跟随他到了饭店，对方只穿了一件外套，站在狂风中不断跺着地面，面色冻得铁青。
看着“尾巴”单薄的大衣，佐尔格有点怜悯对方，他走出饭店来到“尾巴”身边问道：“该怎么称呼你？”
“尾巴”没想到监视目标会主动接近自己，他犹豫了一下用不太标准的英文回道：“平野。”
佐尔格笑了，拍了拍平野的肩膀：“你一定很冷吧，我们做个绅士间的约定，10点钟之前我不会擅自离开金色莱茵，你可以找个地方暖和暖和，拿着吧！“
说着，佐尔格把几张零钱塞到平野手里，接着不等平野回答，转身走回了饭店。望着返回饭店的佐尔格，平野迟疑片刻钻进了马路对面的小酒馆，如果有的选，谁又愿意站在风雪之中等上几个小时呢。
就这样，佐尔格和朋友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朋友们的谈话给佐尔格带来了许多新的信息，他也为大家讲了一些趣闻轶事，聊得非常开心。
当朋友们准备回家时，佐尔格却看了看表，抬手招呼大家：“我答应过跟踪我的密探，要在这儿待到10点钟，那个家伙总是跟着我，好像我是一个间谍，每人再来一杯啤酒，算在我的帐上！”
“哈哈哈哈。”众人大笑不已，纷纷重新坐下。
10点钟，平野回到了“金色莱茵”门口，发现佐尔格果然还在饭店，总算松了一口气。
之后的日子里，平野和佐尔格仿佛达成了某种默契，佐尔格任由平野跟着自己，平野则给予佐尔格充分的信任。
别克轿车上，几个日本特务听得入神，先前那个问话者连忙追问：“平野队长，然后呢，您和一号嫌疑人成为了朋友？”
中年人摇了摇头，伸手接住从夜空落下的点点雨滴，回头告诫手下：“情报人员不能有朋友，这很危险，尤其是跟一个外国人，我们必须保持警惕。”
问话者和其他日本特务若有所思，低声回了句哈依，他们没想到自己的队长跟一号嫌疑人还有这么一段交集，难怪案发后平野队长会被降职。
没能提前发现一号嫌疑人的身份，参谋本部、情报部都有责任，于是平野就成了替罪羊。
车窗外，雨越下越大，雨滴敲击在顶棚上发出咚咚声，车内又响起了问话者的声音。
“队长，我们是如何发现的一号嫌疑人，难道他在进行间谍活动时出现了失误？”
特务们纷纷看向平野，通过对方刚刚的讲述，可以看出佐尔格是个非常专业的情报人员，不该这样轻易暴露。
平野想了想，觉得这不是什么秘密，便将案件背后的情况说了出来，只当是做了一回任务简报。
从1933年年底开始，东京市区出现了一部神秘电台，每次这部电台对外发报，日本都会有一条或者多条绝密情报被泄露，参谋本部情报部为此十分头痛。
到了去年，也就是1940年，监听工作已经持续了整整七年，而侦破仍然毫无进展，情报部最终采取了一个看似笨拙的办法。
参谋本部列出了一份庞大的名单，里面包括了所有可能泄露情报的可疑人员，人数高达数千人，涉及到各个阶层。
比如驻东京的所有外国记者、商务人员、政府机关的顾问和职员，甚至还有前首相、军事顾问、帝国枢密院议员、参谋本部的人员、内阁大臣及其秘书等等。
情报部将那些无论如何不可能涉谍的人员一一删去，剩下的仍有好几百人，接着情报人员利用从各方面得到的情报，对这些人进行审查、过滤。
然而，这一切动作都没能阻止神秘电台对外发报，无数高度保密信息被泄露，搞得日本内阁无比狼狈。
日本针对俄德互不侵犯条约的反应，“南进”计划，德国进攻红俄的时间表，德俄开战后御前会议决定的《时局变化下的帝国国策要纲》，这些情报全部落到了红俄人的手中。
红俄外交人员不止一次拿着相关文件质问外务省，内容甚至比外务省得到的文件还要详细，所谓的反间谍工作成了笑话，参谋本部颜面扫地。
不过情报部由此得出了一个结论，潜伏在日本高层的间谍属于红俄方面，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实质性发现，那份名单也失去了意义。
别克车中的日本特务听到这里越发好奇，一个个将目光投向平野，他们都想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导致佐尔格暴露。
佐尔格不仅跟德国大使馆高层关系密切，还是德国社会党成员，更重要的是，对方是“星期三早餐会”的一员。
东京人都清楚，每个星期三的早晨，近卫首相便会请几位密友共进早餐。
参与这一活动的人员都经过严格挑选，身份等同于近卫的智囊团，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近卫的内政外交政策。
如此权势滔天，神通广大的人物，情报部为什么会将怀疑目标锁定在对方身上，又或是这里面有什么他们不知道的内情。
情报部内部有传闻，这一次不是普通的反间谍行动，而是党派斗争，有人想要将近卫首相赶下台。
平野咂了咂嘴，表示情报部一开始确实没有怀疑佐尔格，起码不是第一怀疑目标，直到一件事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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