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2月25日，由越南独立会、心心社、明乡社等组织的合作为核心组建的越南独立同盟会于金瓯、河仙1带发动武装起义，随即与法国印度殖民军发生了激烈冲突。
不过，由于法国殖民军主力大部或是留驻西贡，或是前往中圻地区镇压因去年十2月饥荒导致的大起义，导致前期的兵力投入不足，很快便被起义军掀翻。
起义军规模迅速扩大，仅短短1周时间就已扩大到十万人规模，法国殖民当局随即调整战略，将革命盟军作为主要作战目标，组织重兵围剿。
对于中圻地区的叛军，印度支那殖民政府再次选择了挑拨离间的分化政策，1年之前，因1934年大洪水起义的中圻起义军刚刚因为内讧而崩溃，而如今因1935年大饥荒起义的起义军再次陷入到了内乱的局面，而更前面的1932年大起义、1929年大起义皆是如此崩溃，证明他们并没有吸取任何教训。
法国人开出了相当丰厚的条件，很快便招降了1批人，而起义军围攻波来古城的计划也就此败露，遭到殖民军突袭，仅不到1个月时间，兵败如山倒，溃不成军。
另1边，面对殖民军的猛烈进攻，革命盟军成功将敌人阻挡在芹苴1带，暂时稳住了阵脚。
在后方，革命盟军在中国及兰芳的军官的帮助下开始创建军校，整理军队，整顿编制，有效的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
同时，1些国际志愿者组成的国际纵队也参与了战斗，由于平台的不同，参与战斗的志愿者多以东亚、东南亚以及南美的人为主。
在殖民地斗争中，各种志愿者并不少见，但大多不成规模，究其原因，除了缺乏统1有效的革命理论外，也往往缺乏1个可以沟通发声的国际平台，例如gc国际就是这样的1个可以沟通的平台，能够给予1些革命者发声的机会。
因此，在模仿gc国际的组织模式之后，1系列的类似的组织最终在国家或民间组织起来，这其中有比较靠谱的，例如兰芳的复国行动中，1系列联合会发挥的作用，也有许多曲解其原本概念，作为极权、殖民和法西斯主义存在的组织。
这些组织中，前者基本与政府有着密切合作，所倡议的理想也各有不同，大体上无非是亚洲大联合与华人大联合两种，而具体的实践和思想又各有不同，新旧殖民主义、沙文主义以及真正的各民族各国家互利共赢的平等理想也都是存在的。
因此，在实际中的处理是非常复杂的，不同的党派和利益群体与不同的组织有着不同的联系，很难保证对方的“纯洁性”。
不过，例如组织志愿者这种行为，正常情况下都还是具有十分的国际主义热情的，因为这种行为从功利角度来说，基本没什么回报的可能，最终的成果也很难保得住，往往会被当地的官僚集团和其他国际组织篡夺。
但不论怎么说，国际纵队的战斗意志是能够得到保证，素质也是1样的，4月中旬，革命盟军与国际纵队成功在前江江畔击溃了法国殖民军，1路北上，威胁殖民军右翼。
面对革命盟军的猛烈进攻，尽管法国并不太在乎印度支那的殖民地，但法国依然做出了积极的应对，开始从非洲等地抽调军队前往镇压，从5月上旬开始，6续有1万余人前往印度支那，极大的扩充了当地殖民军力量。
对于法国的动作，中国政府立即进行了呼吁，但实际上很难称作真正的反应，目前盟军最主要的武器来源仍然是兰芳共和国。
兰芳还是有1定的工业基础的，其国内的3大国防公司——东万律兵工厂、东万律飞机制造厂以及坤甸海军部造船厂有着基本的生产能力。
东万律兵工厂能够生产1些小口径的身管火炮以及老式75山野炮；坤甸造船厂建造过海防舰、布雷舰艇和快艇；东万律飞机制造厂则能够进行飞机散件的组装，并生产除了发动机等核心部件外的0件。
虽然没有什么宝贝，但支持1下海对岸的革命盟军还是足够的，而且这些小厂产物在某种程度上更适合他们。
除此之外，越盟也能够通过兰芳共和国的商道获取1些必要的物资，中国的援助如何转化为越盟的物资也同样是如此。
对于兰芳的动作，中国自然也要有所表示，毕竟如今法国还是兰芳第3大贸易国，冒着激怒法国的风险去做这件事，对于兰芳来说自然也是1个战略赌博，赌的是未来在南洋地区的地位。
当然，客观来讲他们也没有选择的余地，只是这样大家脸上都不好看罢了。
想要马儿跑，又不想给马儿吃草肯定是不行的，作为回报和奖励，中国自然会解决兰芳的贸易损失，给予贷款援助，提供商业资源等等。
对于兰芳的行为，法国自然也分外恼怒，随即对兰芳进行了制裁，并且发表了措辞严厉的警告，这时中国外交部自然就要动起来了，帮兰芳继续打掩护。
整个6月，就在这样的混乱中度过，谁也说不清到底是什么情况，但能够清楚的是，当法军不断的增援到达时，当地的抵抗力量的胜利也越来越弱。
6月中旬，数艘法军巡洋舰越过马6甲进入南洋，随后法国海军对印度支那的海上运输进行了有效的阻断，兰芳的商船不能再抵达印度支那。
抓住这个机会，外交部立即在法国海军的增援方面大做文章，敦促法国保障地区的航行自由和贸易自由，并宣称“考虑派遣军舰前往南海进行护航”。
舆论场上的交锋在7月发展至顶峰，1936年7月7日，越南独立同盟会华人书》，同盟会宣传干事，中国志愿者阮必成于南洋爱国者联盟报刊《亚洲解放者日报》上发表《亚洲之独立斗争》1文，两篇文章在华人世界和亚非拉世界中得到了广泛传播，欧美左翼报刊也纷纷转载。
7月11日，外交部再次敦促法国当局尊重殖民地人民的自由权利。
法国并未对此进行针对性的回复，而是加快了军事上的进攻，来自非洲和本土的军队替换了昏聩无能的印度支那殖民军承担正面进攻任务。
面对法军的犀利进攻，缺乏军事经验的革命盟军很快便出现了溃败的迹象，法国殖民当局在挑拨华人、华人土著和越南土著的关系这方面也卓有成效，同盟中的间隙也逐渐被放大。
在整体的局面上，革命党能够保证金瓯、河仙1带的稳定，并得到当地百姓的支持，但革命盟军也明显缺乏进攻能力，真正能打仗的军队并不多，满打满算也就两个军和两个国际支队，总兵力仅3万余人，其余部队大多缺乏足够的军官，尽管战斗意志不错，但战斗能力堪忧。
而且，虽然革命盟军各类枪支和迫击炮尚且满足需求，但重武器上比较缺乏，防空和反装甲能力都很薄弱，前者只能依靠兰芳改造的26式75机枪，而后者则基本是炸药包。
8月上旬，在龙川攻防战中，革命盟军遭到了法军猛烈的炮火打击、装甲进攻和空袭，损失严重，不得不于5天后撤出龙川城，而前江北岸的高岭也在次日后沦陷，芹苴的革命盟军的左翼面临着敌人的威胁。
而中圻地区的战事已经完全结束，大量的叛军被招降，无论是越盟，还是起义军都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似乎，革命已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
对于越南的局面，中枢召开了秘密会议，研讨应对方案。
在会议之前，有1件事情值得关注，1936年7月17日，驻摩洛哥和加那利群岛的西班牙殖民军在佛朗哥、埃米利奥·莫拉等将领策动下发动叛乱。
叛乱迅速蔓延到本土加的斯、塞维利亚、萨拉戈萨、布尔戈斯等大中城市，6军和空军的大部分部队以及摩洛哥人组成的“外籍军团“参加了叛乱。
叛军趁政府犹豫之际，迅速占领西属摩洛哥、加那利群岛、巴利阿里群岛以及西班牙本土北部和西南各省，7月30日在布尔戈斯成立“国防执政委员会“，企图南北夹击马德里，进而夺取全国政权。
可以预见的，西班牙的内部斗争绝对会非常激烈，德国有极大可能突破《鹿特丹协约》的束缚对西班牙左翼力量进行有力的援助，如果德国突破《鹿特丹协约》，将会对欧洲各国造成极大的压力，并有利于世界范围内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
针对这1情况，中枢最终做出决定，正式向越南独立组织提供军事援助，并组建志愿-军团赴越，协助越盟对抗法国殖民军。
8月23日，中枢对边境禁令进行了秘密修改，允许人员出境前往印度支那。
27日，中兰联合舰队在南海地区进行武装护航行动，期间数次与法国舰队相遇、对峙，但双方都保持着克制，并未发生交火。
9月2日，国际支援第4支队于广州秘密成立，该部由尚未成军的第27步兵旅为基干，混成装甲营、轻型高射炮营、重型高射炮营各1部，榴弹炮营两部，勤务大队1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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