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赏群臣的事儿，前后折腾了大半个月，终于尘埃落定。
典礼结束之后，刘备也派使者四出，去给驻扎各地、没能来武昌的文武臣僚送上印绶。
根据路途远近，最北边的赵云、糜竺等人，至少要一个月之后才能收到。
刘备在武昌举行大典是在四月初，赵云等人收到，就是五月份的事情了。
变更官职之后，很多人事上的职权调整，也纷繁复杂，需要处理很久。
整个四月份，刘备军上上下下基本上都在忙这些磨合性的工作。
而北边的曹操，今年春夏也一直在休养生息、恢复生产、打造双侧金属马镫和高桥马鞍、升级军队的装备。
曹操阵营，去年因为翻越秦岭作战长达半年多，导致了巨大的军粮消费、后勤损耗。后方都已经紧绷到了极限，至少也需要一两年的恢复期，这段时间里曹军只能是采取守势。
双方相安无事，时间便悄然来到了建安十二年的五月初。
这天一早，刘备又一次听取了诸葛亮的人事工作汇报，对文武百官的职权调整情况，也算有了全面的掌握，知道这事儿已经算揭过了。
搞定一桩大事，刘备便开始琢磨起下一步的布局安排。
他也知道，自己控制的疆域已经非常广大，而且比较割裂。所以自己不可能长期跟诸葛兄弟，还有二弟三弟驻扎一处。
虽然他也很想每天跟心腹弟兄们联络感情，一起吃喝玩乐同享富贵。
但理智告诉他，这种事情目前只能是偶尔为之，为了领土的长治久安，还是要跟之前那样，东西分治。
于是，一早听取完汇报后，午时刘备就顺便召集诸葛兄弟、庞统、鲁肃，还有关羽张飞，关起门来私下小宴一场，讨论下一阶段的战略布局，以及高层文武的辖区调度、治所调整。
……
因为都是自己人，而且是绝对心腹，连刘备本人在内出席者一共也就七人，刘备说话就比较随意、直奔主题。
他开门见山先问：“去年血战半年有余，我军和曹贼都已军粮匮乏，一两年内无力远征。后续两年，诸位觉得我军当以何为重是安心休养生息、兴修水利、整顿吏治，还是……”
刘备问这个问题时，下意识也先看向诸葛瑾。或许是过去两年，他每次有事儿都跟诸葛亮、庞统商议，跟诸葛瑾都只是书信往来，如今还是有些生疏。所以刘备不由自主就会想给诸葛瑾多一点表现机会，这也是为了更好的恢复、增强互信。
诸葛瑾知道自己只是负责定调子的，不用说得太具体，就先铺垫几句，给别人留下补充的空间：
“蒙主公垂询，愚以为未来两年，我军确实当以休养生息、发展生产为主。也要辅之以吏治、选才、税赋等制度的整顿，军械和工巧的改良。
另一方面，兵马战备也不能松懈，虽然我军不会擅自主动出击，可一旦天下有变，有机会整合盟友，那也不能错过。军事上，只能说是敌不动，我不动。敌若动，我们也要抓紧分一杯羹，不能让曹操变强。”
诸葛瑾这番话，说得四平八稳，从日常发展，到官、税改革，再到技术和工业建设，军事投机，四方面都提到了。
同时又不至于太具体，留足了其他人发挥的空间。
刘备听后，只是微微点头，也不评论，又转向诸葛亮，示意诸葛亮也查漏补缺说几句。
诸葛亮跟大哥重逢，不过月余，还是不太想抢风头。但他如今名义上也官居尚书令了，对于司徒的大略方针，总该做出微调落实。
而且他太了解主公了，这种场合，不留下点干货，就太虚伪了。
诸葛亮想了一会儿，便基本肯定了大哥大部分的布局，只是挑了其中一个点说说：
“我以为，休养生息、整顿吏治税赋、军备不懈，这些都是该做的，具体轻重缓急，可以到时视情势而定。不过司徒所提革新‘选才’之法，不知要如何革新
如今还算是战时，而且曹操去年才改了朝廷官制，我军现在是打出复古大汉旧制旗号的一方，如果贸然做些伤筋动骨的改动，怕是于大义名分不利。”
诸葛瑾被弟弟指出了话中一个点的问题，也不由认真思考起来。
刚才他那番四平八稳的话，也是贪多求全，什么都说了。被这么一提醒，才意识到未来两年搞官制或是人事上的改革，确实稍稍有点时机不恰当。
不过，诸葛瑾毕竟是穿越者，他自觉还是有不少先知先觉的优越感的。而且关于后世人才选拔制度，他也多少了解，随便拿出一些先进的东西，还不是直接碾压汉朝的旧法
诸葛瑾第一时间就想到了后世的科举制，那怎么看都是比察举制更优越的。
倒是历史上魏晋的九品中正制，历朝历代评价都不高，不过相比于汉朝已经走到末路的察举制，也还是有一丁点优化的（主要是汉朝的察举制到后期，已经是“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了，一开始用意是好的，到汉末已经烂了）。
所以诸葛瑾下意识觉得，自己随便说点什么，都能碾压当时的制度。
于是他就环视场内，见也没有外人，便随口吐露几句：“本朝的察举之法，一开始用意自然是好的。但桓灵以来，积弊丛生，所举之人，不是花钱买的，便是地方豪强威逼郡守所致。
如果另行他法，比如增加考核，确保朝廷能沙汰地方上举荐上来的、实际不合格的人，必然对选才用士大有裨益。”
诸葛瑾这般说，也是怕直接说出详细的科举制思路，太过超前突兀，也让人接受不了。便灵机一动，只是模糊地说了个在察举制基础上、稍加改良的方法，增加一道考核。
他本以为这么稳妥的“微改良”，肯定会收获其他重臣的惊叹。
然而结果却是，只有庞统、鲁肃若有所思。诸葛亮反而对大哥的说法，颇有些犹疑。
刘备也看出诸葛亮的态度倾向、似不寻常，便低声鼓励：“先生可是觉得此法稍有不妥”
诸葛瑾也看出刘备的故意之意，连忙说道：“既是谈论公务，不必顾虑其余，但说无妨。”
大哥都这么说了，诸葛亮也放下了兄友弟恭的顾虑，侃侃而谈：“司徒所言，固然有一定道理。桓灵时，察举之弊，天下人所共见。但是要说增加一些考核以应对此弊，却也有些牵涉过大，不适合如今的局势。
毕竟如今乃是乱世，主公选才，本就已经不拘一格，并非全然按照察举之法。遇到能吏、勇士，只要有所建树，便能立刻得到拔擢，贫寒而有才干之士，出头之路并不匮乏。
所以，司徒所献之策，或许能在天下太平之后、选才之路不畅时，再行提出，却不适合现在。”
诸葛亮这番话，完全没有历史包袱，纯是就事论事，以治理效果为准绳。
倒是把极度依赖对历史先知先觉的诸葛瑾，说得一愣一愣的。
诸葛瑾不由异议：“这……选士之法都不完善的话，就算有一套庸下能上的赏罚体系，怕是也难以人尽其才吧要是有些人一开始就连表现的机会都捞不到呢
太史公在《平原君列传》中尚且记载毛遂之言，‘锥处囊中，方得脱颖而出’，但选才之法不当，连处于囊中的机会都没有。”
诸葛亮：“太史公所记，恰恰证明了我所言，毛遂自荐之前，为什么没有机会‘处于囊中’是因为当时赵国还算相对太平，没有遭遇危难。
而只要和平、不与敌逆激烈对抗，那些混吃等死的庸人，才能混迹于英贤之间，滥竽充数，导致真正的英才被埋没。
可是强秦迫近，赵国非联楚不能自保，生死关头，选才便不再拘泥于虚名，必须是真正能上庸下，毛遂便立刻得到了表现的机会。
我大汉昔日承平之时，选官多由孝廉入仕，只有孝廉之官，将来前途才会远大，已经形成了默契。虽也有小吏、士卒出身的，因表现卓异而得升迁，但只要出身不好，前途就还是有限。
可是自从先帝乱世以来，无论是曹操还是主公，甚至是当年的董卓，已经提拔了多少有实干之才而无察举出身的文武如今孝廉出身还重要么可以说在敌我双方，都已经不重要了。
司徒嫌朝廷用人有陈年积弊，我却以为，眼下要调整的不是选官，而恰恰是考功。只要主公放开从士卒、小吏中选才的口子，不拘出身，考功业绩好的立刻得到提升，自然能让能者靠真实功勋治绩升迁。”
诸葛瑾被二弟这番话一启发，也是久久不能平复。
他因为历史惯性，而倾向于科举，但现在看来。在选官时强化考核，倒像是后世有些大学“严进宽出”，高考录取的时候很严，最后学成什么样反而没那么严。
诸葛亮的说法，倒是“宽进严出”，在选官的选择面上大大拓宽了，管你是小吏还是小兵，办事强或者打仗勇敢，直接就能上。
诸葛瑾更重的是后世礼部的“准入考试”，诸葛亮更重的是已经进了门、给公家办事之后的“考功”，也就是后世吏部“考成法”管的事儿。
从后世历史的经验来看，礼部的“事前考核”和吏部的“事后考核”，都非常重要，都是一个朝廷人事工作得以高效运转的必要保证。
但是，怎么到了诸葛亮嘴里，如今这个特殊形势、环境下，后者的重要性会远远强于前者呢
诸葛瑾一时有点懵逼，愣了好一会儿后，他才终于想到问题出在了哪儿。
“我怎么就抄历史抄得灯下黑了！居然把这一点给忘了！果然历史不能死读书啊！”诸葛瑾想通之后，脑中不由暗暗自责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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